比如校园贷款退费、航班取消、中奖信息、积分兑换信息、交通违章提醒，等等。

参见孙平：《系统构筑个人信息保护立法的基本权利模式》，载《法学》2016年第4期，第67页。新的企业数据的控制权为企业所有，体现的是一种公共数据的企业数据化过程。

不过，仍可通过著作权法、专利法、《反不正当竞争法》中2条一般条款等知识产权保护方式进行保护，对企业数据给予必要的法律保护。数据权益保护问题的出现，又使得这种二元权利体系面临前所有未有的困境。[61]司法实践在个案中保护个人数据利益时应作利益衡量与严格的限制，为了实现国家安全、公共安全、司法诉讼保护和公序良俗等目的，对数据主体行使数据利益的限制应被允许。对公共利益的内涵与边界存在巨大分歧，学界大致认为公共利益是不特定社会成员享有的利益。[76]于飞：《侵权法中权利与利益的区分方法》，载《法学研究》2011年第4期，第104页。

由此可见，数据权益已不再只是单纯的一种权利，而是不同权利集合而成的权利束。[9]权利本位论挣脱了中国传统法律义务本位观的藩篱，近四十年内成为中国法学界的主流理论，权利作为现代法哲学的基石由此确立。但上述学者均未区分个人数据或企业数据是权利还是受法律保护的利益，直接将数据定性为权利的做法并不可取。

如果允许网络数据利用中随意搭便车，不仅造成数据主体的权益受到损害，也会极大削弱企业投入数据产业的积极性，人们享受网络科技带来的数据红利势必减损。在康德看来，缺乏理性的财产属性的物不过是手段，理性的人才是目的。应对企业数据垄断问题，可借鉴著作权制度中的合理使用制度，对企业数据的权利设定必要限度的限制条款，平衡企业数据权益与信息利用自由之间的关系。公共数据的开放，不仅可以为公众的决策提供充分的依据，优化数据资源配置，降低决策主体因政策或环境不确定带来的不确定损失，也可推动数据经济等新型数据产业的发展。

[75]本文认为，企业数据利益本质上是一种支配属性的控制权，企业数据控制权呈现的排他性效力是一种弱于所有权，但强于相对权的支配权。[13]参见王宏：《论民法总则制定后环境权在民法典中的建构——从作为请求权的新型基础权利出发》，载《法学论坛》2017年第6期，第131页。

不过，并非任何的利益都可以成为受法律保护的新型权利，对新型权利的甄别和认知标准，应在中国特定的社会语境之中综合考量。其四，个人数据携带权。个人数据相关权利是一种积极主动性的权利，与消极防御型的隐私权存在差异。[63]参见李扬、李晓宇：《康德哲学视点下人工智能生成物的著作权问题探讨》，载《法学杂志》2018年第9期，第50页。

[27]个人信息保护课题组著：《个人信息保护国际比较研究》，中国金融出版社2017年版，第179-184页。程文婷：《实验数据知识产权保护的国际规则演进》，载《知识产权》2018年第8期，第82页 [6]武长海、常铮：《论我国数据权法律制度的构建与完善》，载《河北法学》2018年第2期，第37页。[62]另一方面，关于数据汇编作品，《TRIPS协议》第10条第2款规定，数据的汇编只要其内容的选择或安排构成独创性的智力创作，就应给予保护。[64]二是独创性的数据汇编作品要让位于合理使用，这是企业不选择著作权法保护转而选择商业秘密保护企业数据的重要原因。

其二，个人数据更正权。二是相对于数据利益而言，数据权利通过法律规定之后是公开公示，数据权利的内容更清晰明确。

司法者应当尊重立法者的价值选择，而不能另作数据利益优于数据权利的顺序安排。【摘要】 在社会转型、经济转轨以及科技迭代发展的大数据背景下，数据相关的新型利益与权利诉求井喷式涌现，不同数据权益主体对数据保护的法律制度提出新的诉求与变革。

[46]隐私权主要侧重保护个人数据中私密的敏感数据，比如个人的性生活、性取向、医疗健康、政治观点、宗教信仰和犯罪前科信息等传统类型的敏感个人数据，[47]以及在数字化互联网时代被域外国家新认定的个人敏感数据，如金融数据[48]以及基因数据[49]等数据。企业数据控制权限制主要体现为企业数据的合理使用强制许可法定公开等。公共利益衡量制度改变了数据权益中的利益格局，限制了个人与企业不当滥用数据权益。企业数据是企业在投入巨额物力、人力和财力的基础上，运用人工智能工具软件、数学统计分析技术与数据挖掘技术对海量复杂的原始数据之间的关系进行建模，再经过深度开发与系统整合最终得以制作生产的衍生数据。See Karen McCullagh, Data Sensitivity: Proposals for Resolving the Conundrum, 2 J Int l Com Tech 200(2007). [49] 2015年《美国消费者隐私保护法案》将包括指纹、面相在内的基因数据定性为个人敏感数据。具备鲜明技术属性，并可以解决一定技术问题的大数据运算程序，可以获得专利法的保护。

人格利益与财产利益的二元权利体系贯穿了民法的整个发展历史，二者之间泾渭分明。一方面，从占有表征上看，所有权通过社会典型公开性使社会一般主体有识别利益客体的可能性，[76]一般社会主体从占用或登记等可感知的形式推导出相关权利的可能性。

被遗忘权行使的目的在于，在全网范围内删除不恰当、过时的、继续保留数据会降低个人信誉的个人数据，防止数据主体的人格权受到现实侵害或被侵害。[4]龙卫球：《再论企业数据保护的财产权化路径》，载《东方法学》2018年第3期，第51页。

[50]正因此，本文认为二者在侵害后果上具有竞合性，侵犯个人敏感性数据可通过隐私权保护进行救济。[14]基于权利的利益论，新型权利的生成并非是哗众取宠、乱造名词的荒谬做法，它们是科技发展、文化观点变迁及社会转型的必然产物

原《农村土地承包法》关于转让土地承包经营权须经发包方同意的规定，实际上限制了土地使用权的自由流转，为以行政或准行政手段配置农村土地资源留下了太大空间，在相当程度上牺牲了效率。对于承包地流转面临的障碍，仅有12.50%的受访者认为当前承包地流转不存在任何障碍，受访者反映的最突出障碍是法定流转方式较少，还有人表示存在法律禁止抵押融资，流转受阻、政府强行流转、村集体强行流转等问题。通过调研，我们比较深入地了解到此类国家级农业发展试验区的农地法制运行情况，深化了对我国农地制度改革实践的法治思考。而在作出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的相关决策及其实施的过程中，地方政府、村委会、村集体成员之间的关系未得到妥善处理，决策主体不明确，缺乏合理有效的监督机制，导致经营所得收益分配不尽合理。

调研中，当问及你们村有没有经营性建设用地？时，江门市有29.17%的受访者表示村内存在经营性建设用地，这一比例远低于珠三角整体调研显示的42.71%的平均比例。总体看来，乡村建设用地指标不足，存量建设用地指标紧缺，增量建设用地指标几乎为零，这种状况严重阻碍了村集体进行经营性建设以壮大集体经济。

首先，确保集体建设用地入市的存量来源。尽管集体所有权的权能为法律所赋予，但实践中集体经济组织获取收益的方式通常限于传统农业生产经营或者开办工厂。

四、农地制度改革思路与实践对话的法治呼唤 基于强烈时代感的农地制度改革是一个不断深入的过程，对其中难题的破解也需要法治的逐步优化、理性推进与社会的适应。新修正的《农村土地承包法》中也有类似规定，允许以土地经营权作抵押担保，但以家庭承包方式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不可办理抵押、入股等手续。

不过，有20.83%的受访者认为农民转让承包地后不应享有承包土地的权利，原因是其转让行为表明其不再需要承包地作为基本生活保障。三权分置政策中的承包权在法律语境中属于成员权性质，确保农民承包权的前提是其成员资格。在农地征收补偿款分配的相关案例中，村小组在法律上并不能充当实质上的当事人，诉讼主体资格难以确定。三、农地改革中实地调研所反映问题的法理思考 1.农民关注的议题及其特点 整体来看，受访农民关注的议题与其最直接的需求息息相关。

[11]参见温世扬：《农地流转：困境与出路》，《法商研究》2014年第2期。事实上，集体土地所有权人没有自主处分集体土地并改变其用途的权利，唯一的途径是经国家之手加以变更。

这从侧面反映了当前征地程序、征地补偿款分配、征地纠纷解决等制度在乡村的实施效果相对理想。同时，对土地承包经营权人利益的保护应落到实处，如土地承包经营权人应与土地经营权人同享对土地的担保物权。

此外，还有农民提出了承包地调整不及时、不合理或者不能得到调整，土地权利登记中权属争议较多，土地征收补偿款分配不合理，村民股份配置不合理，土地流转后村民身份和利益丧失等问题。值得注意的是，调研中有受访者反映农村存在土地征收后被浪费的现象。